为什么深圳是“地球手机中心”？

Q168

很多人一定好奇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深圳能成为中国的手机中心？而其他城市，像山东、苏州、江西等，做了大量努力，都显得徒劳无功？如果说是资源禀赋不足，那为什么像青岛这样的港口城市，拥有海信、海尔等国际品牌，在冰箱、洗衣机、电视、电动汽车等领域取得了骄人的成绩，但仍没有值得骄傲的本地手机品牌呢？根据中商产业研究院大数据库测算：2018年中国手机出货量超过20.34亿台，占据全球的80%，其中珠三角的手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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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精神最深处：创新与奋斗

1987年，当时的华为还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公司，而在成立30年后，这个小公司已经成为产品和解决方案应用于150多个国家，服务全球1/3运营商的国际巨头。回望过去，华为的创业经历能最好地诠释深圳电子通信产业的政策环境和发展历史。

这里面有一段往事值得一说，就是华为的“床垫”文化。在早期，华为给每个员工都买过床垫。任正非说，“你们开发人员搞累了，可以随时躺在地上休息一会儿”。这种“床垫文化”也是华为对开发人员的关怀。

据媒体报道，几乎每个华为人都备有一张床垫，卷放在各自的储物铁柜的底层或办公桌、电脑台的下面，外人从整齐的办公环境中很难发现这个细节。午休时间，席地而卧，方便而实用。

晚上加班，夜深人静，灯火阑珊，很多人几个月不回宿舍，就在这张床垫上，累了睡，醒了再爬起来干，黑白相继，没日没夜。可以说，一张床垫半个家。工作紧张而繁忙的华为人，干脆将“公司—宿舍”两点一线式的生活压缩叠合成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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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拼搏精神成就了华为，当然，也无时无刻不在激励着后来的创业者。在2017年4月的深圳调研中，柔宇科技董事长刘自鸿博士向我们透露了2012年回国创业为何选址深圳的一些小故事。他在访谈中讲道，“在去过北京和上海之后，最后一站才来到深圳。有一天半夜，已过了凌晨，站在华为大厦楼下，整座大楼依旧灯火通明，那一刻起，我就决定，不走了，就在深圳！”

此外，政府为吸引高科技人才而推出的“孔雀计划”所给予的丰厚补贴、完善的配套产业链以及众多的风险投资者，也是柔宇落户深圳的原因。2014年柔宇在全球第一个发布了国际业界最薄、厚度仅0.01毫米的柔性显示屏，引领了柔性显示的新潮流。公司创立四年估值突破30亿美元，成为全球成长最快的独角兽科技创业公司之一。

可见，正是这些拼搏进取的企业，以及员工的辛苦工作带来的技术进步，带动了深圳的不断发展，并吸引着大量优秀的人才加入这个创新、创业大潮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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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其中背后，更离不开政府提供的政策便利。从2005年开始，深圳市政府将国有资产退出电子信息产业，对产业进行了结构优化调整，着力在集成电路、手机、汽车电子等行业进行了重大项目和产业集聚基地的建设。

此后，一批优秀的电子类企业逐渐崛起，华为、中兴、康佳、华强等6家企业成为国家级创新技术企业中心；好易通、海能达、国人通信等32个电子企业成为市级企业创新技术中心。

深圳创新的环境，不仅吸引了苹果、微软、高通等全球公司在深设立研发机构，还吸引了大量新兴高科技产业的入驻。

在世界民用无人机领域占据70%以上市场份额的大疆科技将企业创办地选在深圳，很大程度上就要归功于深圳完善的产业链配套及研发优势。无人机所需要的锂电池、陀螺仪、GPS模块等传感器设备，与智能手机有着相近的运用，而航空铝的后加工处理，也是附着于大量手机类消费电子外壳的生产基础上，而深圳在这些关键零配件产业上都已形成了优势。

于是我们看到，近年来深圳已经逐渐成为全球无人机的集散地，并因此多了一个新的标签——“无人机之都”，可以说在无人机的产业配套方面，深圳称得上全球最好，没有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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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手机产业是被“完全放养”的

上世纪90年代末，当时为了限制摩托罗拉、诺基亚和爱立信等国外手机厂商在中国市场上的垄断，培养中国自己的手机厂商，信息产业部和国家计委发布了《关于加快移动通信产业发展的若干意见》，要求手机的生产企业必须获得信息产业部的许可牌照，对手机制造实行准入审批。

等到了2004年，一部分已获得牌照的手机企业，因无法适应市场竞争而靠“租牌照”、变相“倒卖”牌照来维持生计，同时又有很多厂商却因审批的限制，被排除在手机生产行列之外，产生了资源的错配和浪费。

再加上《行政许可法》颁布，不允许通信这种公共利益的行业设定行政许可，而且中国加入WTO后，已走过了3年的保护期，手机行业对外开放的条件已经成熟。因此，在各种因素的结合下，必须对当时的审批制进行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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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国家发改委规定手机制造企业注册资本不低于2亿元人民币，专业经营3年以上，要求拥有完整的研发、生产、销售和售后体系。由此，国内手机制造产业的准入转为核准制。

相对较高的门槛，限制了手机企业的增长，所以当时国内都是大规模且拥有自主品牌的企业，整个手机产业的毛利率也相对较高。

但在2004年，靠DVD芯片研发等多媒体技术起家的台湾企业联发科，创造性地将MP3、摄像、调频收音机、触摸屏等功能全部整合到手机中。这种将芯片、软件平台和第三方应用软件捆绑在一起整套售卖的方式，使得手机制造所需的外围元器件大大减少，生产手机所需的固定投资一下降到了数百万元人民币的水平，手机生产商甚至只须添加一个外壳、一块电池就能造出自己的手机，节约了成本的同时，手机研发周期也被大大缩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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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廉的价格、强大的一体化解决方案以及手机行业的高利润立即吸引了众多企业进入手机制造产业，联发科也因此一度成为大陆最大的手机芯片供应商。但政府对于手机生产牌照的申请标准并没有立即修改，因此大量的手机制造企业生产的是没有经过政府认证的所谓“山寨机”。而且，在发展初期，还有很多走私贩卖等非法现象。

深圳市政府对这些现象采取了相对较为容忍的态度，相应的限制性政策仅仅局限于次数有限的整顿。除了面临国家设定的准入规则以外，深圳手机制造企业并没有受到太多限制。

直到2007年10月，国务院才取消了核准制，标志着手机制造产业的牌照制度彻底结束。手机制造企业的注册资本门槛由此前的2亿元人民币直降至2000万元人民币，使得数百家企业迅速进入，手机制造产业竞争开始白热化，厂商的毛利率水平也迅速下降。

但深圳政府也没有对手机产业特定支持，直至深圳成为全球最大的手机制造集聚地，深圳市政府也并未专门出台鼓励发展手机制造产业的扶持性政策。在近几年深圳市政府发改委公布的《深圳市产业结构调整优化和产业导向目录》中，移动通信设备生产既没有被列入鼓励发展产业行列，也没有被限制发展。

深圳的手机产业，处于被“完全放养”的模式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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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利通关的效果比政策扶持还好

然而，深圳市政府在一些公共服务方面却为手机制造产业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特别是在与香港之间的海关手续上，深圳市的通关效率可能是全国最高的。

深圳湾口岸是我国首个实施“一地两检”的口岸，2007年开通至今平稳运行，进出境旅客正常情况下10分钟即可过关，客运、货运车辆来往深港两地也仅需10—15分钟，大大节省了旅客和车辆的通关时间，提高了通关效率。

皇岗海关实行24小时通关，使得深圳对香港出口手机、电脑、高档机电产品飞速增长，这些产品需要更快的时机抢占市场。从2012年起，香港海关与内地海关实现衔接，全程快速通关，效率提升26分钟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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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的实地调研中，相关企业也表示，在上海等地三到五天的通关流程，在深圳只需半天到一天。深圳海关还对纪录良好的企业实行低抽检率和快速通关的优惠，也属于全国首创。

深圳海关在促进通关便利方面一直都是积极创新者，这些政策的主要目的是促进对港的经贸发展，并不是针对性的扶持政策，但其带来的便利同样为手机制造企业所享受。

就像世界银行曾发布的《东亚奇迹——经济增长与公共政策》报告中所说，有效的产业政策就仅仅局限于协调信息与合作，创造良好的竞争环境等非常一般化的方面，而非对某些产业的重点培育和扶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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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从这个角度出发，一定程度上，深圳手机制造产业面临的恰恰就是一种中性的产业政策。深圳手机制造产业的成功或许正是这种中性产业政策成功的又一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