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深圳是“地球手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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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集群，逛一圈华强北组装一部6S

当然，深圳的产业崛起与临近香港有很大关系。香港在海运班次，人民币结算方面具有优势，几乎所有的手机芯片进口和手机成品出口都通过香港中转，深圳在空间和通关便捷性二个方面都远远超过内地其他城市。

这就助推了华强北商圈，逐步形成了在手机、电子产品和电子元件贸易方面巨大的集聚优势。在2007年时候，全国80%以上的手机生产厂家汇聚深圳，华强北成了全国乃至亚洲的手机交易中心。同年山寨机出口达7000万台，其中有30%销往迪拜。

只要华强北有的机型，数日内就会以相似的价格出现在迪拜市场上，并在这里实现中转，进一步销售到北非、印度、巴基斯坦等国。华强北不仅成为“亚洲第一电子市场”，而且成为世界中小型电子企业的采购批发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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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自2010年后，智能手机的崛起对华强北的山寨手机市场造成了打击，但这里依然保留着完整的手机原材料和零配件产业链。据媒体报道，在2016年9月，一个乌克兰旅游节目组来到深圳，在华强北电子产品市场仅用200元就买到组装手机。而就在2017年4月，一位美国硅谷的程序员也来到深圳，他用在华强北淘到的各种零件，在几个月内组装了一部完整的iPhone 6S，而实际所需成本竟只有300美元左右。

早在2012年，全球最大的硬件创业加速器HAX就已来到深圳。HAX董事总经理邓肯·特纳表示：“我们选择华强北，是因为这里有全球最好的硬件制造供应链，配合周边城市的生产基地及供应链，我们的项目可以最快地找到需要的最便宜的元器件，作出最好的原型，在众筹后最快、最好地做到小批量生产。”

据HAX的工作人员介绍，“给你举个例子，有一个产品，在美国需要600美元并花3个月的时间来生产，但在深圳只需要200美元和6个星期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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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量研究都表明，产业集群的形成对于产业升级和经济发展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这在发展中经济体尤为明显。即便产业集群在初期是数量扩张型的，由于进入门槛较低，企业间激烈的竞争促使部分企业质量升级，在一些龙头企业带动下，整个产业实现整体的升级。

随着以华为为代表的国内终端巨头的崛起，产业链本土化配套也将是长期趋势，进而会带动国内供应链厂家的业务增长与技术进步，从而提升国内厂家在全球供应链中的地位。

在指纹识别芯片领域，深圳汇顶科技反超瑞典FPC的故事，可谓中国手机产业链中的一个杰出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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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为在2014年9月份推出Mate7手机，当时找遍了国内外指纹识别方案提供商，最终选择了瑞典FPC公司的方案和产品。尽管此芯片每颗增加了100元左右人民币成本，但由此获得支撑的用户体验和安全需求的满足，让当年的Mate7大卖。以后的各大厂商，竞相模仿，瑞典FPC公司在2年内实现了20倍增长。

看到了这样的市场机会，汇顶科技于是进入指纹识别行业，每年投入10%的研发，并且入驻客户工厂，帮助客户提升产品体验。很快获得了华为、vivo、中兴、小米、魅族、LG、Nokia、等公司的认可。直到华为P10采用了汇顶的IFS指纹识别方案后，也意味着中高端主流安卓品牌手机中FPC一家独大的局面被打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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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深圳的电连技术，是一家微型电连接器及互联系统供应商，早在2011年便进入华为供应链，这不仅促进了公司业绩的增长，也使其产品质量和公司信誉获得了背书。此后两年，它又攻入了小米和vivo供应链，2014年又进入了OPPO和三星的供应系统。至此，除了苹果，全球前五大手机品牌都被其收入囊中。

近几年由于双摄像头的需求，欧菲光积极布局，一举打败了台湾摄像头模组大厂光宝科技，成了华为、OPPO、金立等国内手机重要供应商。后来，欧菲光收购索尼在广州的生产基地，索尼是苹果主要的前置摄像头供应商，欧菲光很可能借此机会进入苹果摄像头供应链中，进一步实现生产技术与工艺的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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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少成本最好的办法，就是留在深圳！

几乎在每一个环节上，在深圳都可以找到专业化程度很高的企业，并且这些企业之间形成了良好的合作机制。

例如，在深圳有为数众多的所谓“方案商”，这类企业本身规模很小，并不具备制造或生产手机的能力，但在手机的方案设计以及测试等方面却具备较强的专业能力，因此可以通过向国内或国外手机品牌商提供设计方案，获得手机订单，如以沃特沃德、与德为代表的IDH（研发设计服务）模式代工企业。

另一些企业则专注于手机的生产组装，拥有完善的元器件供应渠道和生产设备，但产品并不直接面向消费者，这方面最知名的莫过于富士康，它在深圳设立的工厂此前一直是苹果手机的主要生产组装地。比亚迪也是各主要品牌手机电池、充电器和手机壳的代工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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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互联网品牌崛起，国内手机品牌不再走机海战术，而是精简机型以提升产品配置，追求用户体验为主，各大品牌逐渐将产品的生产设计集中到大中型的ODM代工企业，以节约成本、快速推出新品并保证出货量。国内市场上出货量最大的千元智能机，如华为、小米、联想和魅族等手机品牌的中低端系列产品就是由闻泰、华勤、与德和龙旗等知名ODM公司设计生产的。

除了生产制造外，深圳还衍生出一批供应链服务企业，专门解决手机产业链中各分工环节间的协调问题，以及小微手机企业的融资困难，与海关等协调等问题。

令经济学家都诧异的是，深圳是一个缺乏寡头的合作产业链市场。从理论上讲，即使形成高度的专业化分工，但如果企业之间的交易成本高于企业内部交易成本的话，企业之间会通过对产业链上下游企业的合并来进一步促进生产、销售效率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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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有趣的是，深圳大量企业之间既没有通过兼并上游企业来实现中间品原料供应的内部化，也没有通过兼并下游企业来实现产品或品牌的终端化，即便对一些规模较大的手机制造企业也是如此。

第二，对于这种现象，一些学者讲其归因于严重的融资约束问题，但深圳的银行授信情况并不悲观。另一些观点认为：因为高度专业化的分工使得产业集群下的动态生产链条被拉得很长，而且手机元件都是标准化产品，企业之间签订合约的成本很低，所以企业互相兼并实行一体化的成本可能大于其收益。

这就带来一个问题，在产业需要转移时，手机产业相对于其他电子产品而言，将面临更多的困难。深圳手机行业协会的负责人介绍，随着深圳的土地和人力成本的不断上升，一批电子通信企业开始寻找新的生产基地，但相比于个人电脑，手机产业的转移效果却不尽如人意。

我们走访相关企业发现，相对于电脑等其它电子产品，手机已从传统的耐用品转变为快速消费品，其市场需求的变化越来越快，这就要求生产链条中的每一个企业，都要根据市场变化做出最快的调整，而深圳完备的生产链和极度细化的生产分工刚好能满足这一需要。

因此，对于产业链中的各个企业来说，减少调整成本的最好选择就是留在深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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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想被动，只能走向世界

目前深圳手机制造产业中所需的很多电子元器件，特别是芯片等核心部件，仍然需要通过香港大量进口。这使得手机技术升级的主动权，几乎完全集中在国际上游厂商。

中下游厂商通过购买上游厂商的产品作为原材料，来实现手机成品的升级换代，这种被动局面已经显现，例如高通每一次升级芯片，都会伴随各品牌厂商为自己的旗舰机进行升级。

国产元器件企业虽也有表现突出技术取得巨大突破的企业，但它们主要集中在中低档手机中，主要客户以国产手机为主，而如苹果、三星等高端品牌所采用的核心技术与元件多来自欧美或者日韩等地的企业。

为了避免与国内市场的激烈竞争，深圳手机制造企业积极开拓海外市场，以寻求差异化竞争。起步于深圳的一加手机，创始人刘作虎凭借在海外市场做蓝光播放器业务积攒下口碑，依托粉丝文化和专为国外用户设计的手机交互界面，在欧美、印度等市场一经发售，就被抢购一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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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游ODM代工企业中，一些企业开始借助与国外手机品牌厂商或者运营商合作，开拓海外市场。其中深圳天珑的转型较为成功，该公司主要业务是为欧洲中高端本土品牌如Micromax、Blu、Spice等进行OEM或ODM，近年来通过与法国公司合作推出了自营品牌WIKO，成为法国市场上继苹果、三星后的第三大手机品牌，最近与奢侈品品牌合资运营的子品牌Sugar也开始在中国市场上销售。

在下游厂商中，曾被合称为“中华酷联”的国产手机四强——中兴、华为、酷派、联想，在面临运营商的终端补贴取消和来自互联网品牌的冲击后，只有华为依旧位于国产手机四强之列，而中兴、联想、酷派却在国内新的竞争环境中纷纷败下阵来，市场份额均逐渐下滑。于是各企业都将目光转向了国外，通过拓展海外市场以寻求持续发展。

依托多年在美国进行本土化运作以及与运营商的长期合作关系，2017年中兴在美国手机市场的份额已位列第四；通过并购摩托罗拉的移动手机业务，2017年联想在拉美地区的智能手机市场占据了第二的位置，并挤入了北美市场的前五名。